星空体育,星空体育官方网站,星空体育APP下载“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之再考据及意义——兼论澳门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中的先驱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研究”(20&ZD283)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2XNH178）成果。

　　[摘要]“莎士比亚在中国”是中西方自近代已降在戏剧乃至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内容和热门话题，而对其开端“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的考察，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地考证莎士比亚在中国最早传入的确切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由此考察和认知莎士比亚最初被引入中国时中西文化在近代历史汇的时代语境。学界过往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之研究，通常将发端时间确认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战争之后，地点则锁定在中国内陆沿海的广州和上海。而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人哈丽特·洛就在其旅澳日记中记述了莎士比亚戏剧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澳门的演出情况，并且提及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图书馆在当时的馆藏莎士比亚戏剧和传阅情况。这些史料不仅确证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最早引入始于十九世纪早期的澳门，而且揭示出澳门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中的先驱作用。

　　“莎士比亚在中国”是中西比较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热门话题。从跨文化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着眼，“莎士比亚在中国”之所以引人关注，主要基于这样两个原因：其一是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主的英国（西方）文学伴随着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对外殖民扩张而同步进行的对于非西方世界的文化输出。1588年，英国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取得海上霸权之后，凭借坚船利炮，开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对外殖民扩张进程。这种殖民扩张，不仅体现在军事和经济的硬实力对外入侵和蚕食，同时也体现在文化的软实力对外渗透和影响。其中，莎士比亚戏剧更是被视作英语语言的典范与西方戏剧文学的最高成就代表，成为英国乃至西方世界对外文化输出的重要名片。莎士比亚传入中国，即是近代西方世界对外文化输出中的一环。其二是中西文明在近代深度撞击之后中国对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文化输入的接受和回应。战争之后，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强势冲击之下，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开始艰难的近代转型。而在文学艺术领域，最为显著的就是晚清之际“近代文学革命”的发生，其中莎士比亚被中国近代文学革新倡导者梁启超明确标举为中国学习、借鉴西方近代先进文学艺术实现自身文学艺术革新的领军人物。正因此，在十九世纪中后叶的中国近代文学转型过程中，对于莎士比亚的引入、译介和传播，中国社会显示出了极大的热忱。

　　而“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关注的是“莎士比亚在中国”的开端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地考证莎士比亚在中国最早传入的确切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由此考察和认知莎士比亚最初被引入中国时中西文化历史汇所处的时代语境。从近年来学界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和“莎剧在中国的最早演出”的考证和研究来看，新的考据和研究成果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的考证时间不断前提，这意味着莎士比亚引入中国的时间比我们过往所了解的更早。其二，更加专注于莎剧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的演出情况，并着重探讨了莎剧演出对于中国现代戏剧“剧场性”的深远影响。这些新的考据和研究成果同时也在提醒我们，在关注“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的考证问题时，必须注重发掘新的史料和拓展更大的研究视野。但事实上，我们在“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的史料发掘和研究视野上是存在明显缺失和疏漏的。比如，早在十九世纪早期美国人哈丽特·洛（Harriett Low）就在其旅澳日记中提及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图书馆在当时的馆藏莎士比亚戏剧和传阅情况，并且记述了莎士比亚戏剧1829-1833年在澳门的演出状况。此外，由英国商人于1827年出资创办的第一份在华英文报纸《广州纪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也对莎士比亚戏剧在当时澳门的演出活动进行过相关报道。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往学界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的考据和研究中，莎士比亚戏剧在十九世纪早期澳门的传入及演出是被完全忽略的。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在发掘十九世纪早期莎士比亚戏剧在澳门传入和演出的史料基础之上，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的话题进行再考证和探讨，在确证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最早引入始于十九世纪早期澳门的同时，揭示和分析我们在过往研究中所忽视的澳门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中的先驱作用。

　　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的考证，学界公认1964年戈宝权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中国》是最早用较多篇幅翔实评述莎士比亚之名在中国最初传入状况的论述。戈文在介绍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中国翻译与流传情形时，认为根据现有发现的各种史料，莎士比亚之名最初被介绍到中国，当始于清咸丰六年（1856）上海墨海书院刻印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所译《大英国志》。该书在讲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国文化盛况时曾说：“所著诗文，美善俱尽，至今无以过之也。儒林中如锡的尼、斯本色、拉勒、舍克斯毕、倍根、呼格等，皆知名士。”[1]其中所提“舍克斯毕”，即今天通称的莎士比亚。戈宝权这一论述对后世莎学关于“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张泗洋等人的《莎士比亚引论》（1989）、赵澧的《莎士比亚传论》（1991）和孟宪强的《中国莎学简史》（1994）等早期中国莎学研究著作，都以1856年作为中国莎士比亚接受史的起点。[2]

　　李长林、杜平在读到孟宪强的《中国莎学简史》时，发现有关中国莎学发展历程部分的若干事实尚有疏漏，其中就包括莎士比亚的名字何时为中国人所知晓这一饶有兴趣的线年写文加以补遗。他们依据王锡祺辑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二帙）《四洲志》第三十节的记述，认为中国最早提到莎士比亚的人是林则徐。《四洲志》是林则徐1839年在广州主持禁烟时根据英国学者慕瑞（Hugh Murray）著的《世界地理大全》而组织辑译的一部世界地理著作，其中在谈到英国情况时记载：“有沙士比阿、弥尔顿、土达萨特、弥顿四人，工诗文，富著述”。[3]这里所记的“沙士比阿”，即莎士比亚。不过，日本学者濑户宏根据佐々木正哉对《四洲志》和《海国图志》同时出版的考证，认为“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时间应为1844年。[4]

　　然而，不论是林则徐广州编译说，还是慕维廉上海译书说，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这一话题的关注都在莎士比亚之名，及其作为民族诗人的相关声誉和所承载的英国（西方）文明价值观念等广义的考证上，而并未专门探讨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最早引入，尤其是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舞台的最早演出状况。关于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介绍，学界认为最初是通过英国兰姆姐弟（Charles & Mary Lamb）改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同中国读者见面的，1903年上海达文社翻译出版了该书的文言文中译本《索士比亚著澥外奇谭》。不过，这个译本在当时鲜为人知，真正让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是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纾、魏易合译的中文译本《吟边燕语》。而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舞台的最早演出，通常被认为是在1913年，当时上海新民新剧社（简称新民社）的郑正秋将林纾、魏易合译的《吟边燕语》中的《肉券》（即《威尼斯商人》）进行改编，以文明戏白话新剧的形式在上海的戏剧舞台上演出。

　　关于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舞台演出，台湾学者钟欣志认为仅将目光聚焦于中国职业剧团用汉语演出的经过层层改编的莎剧，是不能深入到莎剧演出的原貌的，最能保持莎剧原貌的则应是晚清之际西式学堂里中国学生用英文原文演出的莎士比亚戏剧。2011年钟欣志发表《清末上海圣约翰大学演剧活动及其对中国现代剧场的历史意义》一文，以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刊《约翰声》（St. John’s Echo）和上海租界第一份英文报刊《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为基础文献，对该校1896-1908年早期莎剧演出活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把1896年《威尼斯商人》法庭判案一幕的学生演出视为莎剧在中国最早的演剧活动记录。[5]不仅如此，钟文还特别强调：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用英文原文演出的莎剧选段，已经不再是课堂上阅读的选文，而是可以用于场上表演的剧本，这使得参与排练和演出的学生得以用最直接的方式体会剧场实务工作和文本阅读的差异，并且以舞台搬演的方式实现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剧场演出的文化功能。与此同时，剧场艺术的公开性，也让前来参观演出的一小群中国人在上海开始体会到莎士比亚戏剧的魅力和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西方剧场艺术的轮廓。这对后来上海西式学堂的学生新潮演剧和中国现代剧场之发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台湾师范大学林璄南教授认为钟欣志对于上海西式学堂的学生演剧考察在开拓莎剧在中国演出研究视野上有其价值，但同时也指出，对于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舞台演出的考察，不能仅仅将视野局限于中国人在舞台上搬演的莎剧，外国剧团在中国租界进行的世界巡演性质的莎剧演出也应被纳入考量范围。林氏关注到1882年德裔美籍莎剧演员丹尼尔·班德曼（Daniel E. Bandmann）在中国上海的莎剧巡演，并在引证班氏回忆录——《一位演员的旅行：莎剧巡演七万英里》（1885年）的基础上，撰写《一个十九世纪莎剧演员的中国巡演之旅——兼论班德曼与晚清莎剧在华演出史书写》（2015）。[6]在文中，林氏回溯了班德曼及其剧团在上海进行莎剧巡演的因缘与过程，并特别指出班德曼剧团在上海兰心剧院所演出的六部莎剧——《哈姆雷特》《奥赛罗》《威尼斯商人》《罗米欧与朱丽叶》《理查三世》《无事生非》，对当时上海侨民的娱乐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受到林文的影响和启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柏依据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洋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英文报刊《北华捷报》及其下属的《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对于外国剧团在上海的莎剧演出的文字报道，撰写《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最早的演出——基于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所做的历史考察》（2021）一文。[7]在文章中，孙柏在肯定林璄南对外国剧团来华进行莎剧巡演的关注及其考察之于“莎剧在中国”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同时，也着力指出，林文对于晚清外国剧团在华莎剧巡演的史实考察，尚有遗漏缺失之处，比如，对莎士比亚在中国最早演出的关注，若单以时间、地点作为规定条件，可以追溯到费尔克洛夫夫妇（Boothroyd Fairclough）1878年在上海为租界地侨民进行的莎剧演出。同时，孙柏认为，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尤其是莎剧在中国的最早演出的考证研究，应被当作一个具有某种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的历史时段来看待，而不能停留在对于个别事例的时间、地点、人物的认定上面。为此，他详细钩沉和考察了1878至1891年间外国剧团来华（上海）的三次莎剧巡回演出，即1878至1879年费尔克洛夫夫妇、1882年班德曼剧团、1891年乔治·米恩（George C. Miln）剧团访问上海在兰心剧院为租界侨民演出莎士比亚戏剧的基本情况，并特别指出：这三次西方巡演剧团所代表的是“莎士比亚在中国”一个早期相对独立而成熟的时段，尽管西方人是这一时期上海戏剧活动的观演主体，但是此一时段莎士比亚作品和其他戏剧的演出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发生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我看来，学界在考证和研究“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时没有及时和有意识地纳入莎士比亚戏剧在十九世纪早期澳门的传入和演出情况。除了在史料挖掘上有所忽视之外，更主要的是在思想观念对澳门从根本性质上属于中国这一重要认知和定位出现了偏差——1849年之前澳门在行政主权上完全从属于清政府，即便其后由于历史原因，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西方人对华贸易的租界，但这也并不能改变澳门一直是中国固有领土之性质。因此，莎士比亚戏剧在十九世纪早期澳门的文本呈现（图书馆）和舞台演出，理应属于“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组成部分，并且是现有史料可以佐证莎士比亚戏剧开始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正因如此，我们依据对莎士比亚戏剧在十九世纪早期澳门呈现的新的史料的挖掘和梳理，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这一话题进行再考证和研究就颇为必要。

　　依据哈丽特旅澳日记和《广州纪录报》的记述，莎士比亚戏剧在澳门主要呈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作为文学图书的莎士比亚戏剧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图书馆1819年版的馆藏及其后的传阅情况；其次是作为舞台演出的莎剧在1829-1833年居澳西方侨民的英文业余演出和意大利歌剧团世界巡演的专业演出。

　　首先是莎剧文学图书的呈现。哈丽特在日记中记述，她于1829年10月15日刚到澳门不久，与其关系密切的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医生就为她提供了一份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图书馆的馆藏图书目录，允许她从图书馆借阅任何书。[9]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图书馆1819年版馆藏目录，其中第五类诗歌、戏剧与小说部分就列有两个版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一个是1765年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主编的8卷本、8开本《莎士比亚戏剧集》（又称《莎士比亚集》），另一个是1795年乔治·斯蒂文斯（George Stevens）与约翰逊合编的15卷本、8开本《莎士比亚戏剧集》。[10] 这两个版本在莎学研究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819年版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图书馆目录将其馆藏图书分为六大类，第一类为神学、法律、哲学；第二类为传记、历史、游记与航海；第三类为技术与科学、商业与政治；第四类为古典学、古物、翻译、语言学；第五类为诗歌、戏剧与小说；第六类为杂类，六类书合计约1150种，共计4000卷左右。据《广州纪录报》报道，至1834年图书馆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权终止时馆藏图书已达4300多卷，这在当时是颇具规模的。[12]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其馆藏图书因会员国别之故，大多为英语著作，如第五类诗歌、戏剧与小说部分，几为英国文学：

　　9.斯蒂文斯与约翰逊合编的《莎士比亚戏剧集》，15卷本，8开本；[13]

　　其中，两版多卷本《莎士比亚戏剧集》同时出现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图书馆馆藏目录中，这一独特现象既折射出英国人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喜爱，也彰显着这两版《莎士比亚戏剧集》的重要性和价值。《莎士比亚戏剧集》不仅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英商所珍视，也在居澳其他西人间广泛传阅，比如哈丽特在1832年8月14日的日记中就记述她曾于晚饭后以阅读莎士比亚戏剧为消遣[14]。换言之，在澳门借阅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是当时包括哈丽特在内的居澳西人非常普遍的文学阅读喜好和习惯。

　　其次是莎剧在澳门的舞台演出。哈丽特的旅澳日记中，除了提及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图书馆在当时的馆藏莎士比亚戏剧和传阅情况外，还记述了澳门西方侨民用英语演出的业余戏剧《威尼斯商人》以及意大利歌剧团进行世界巡演途径澳门演出歌剧《奥赛罗》的情况。值得关注的是，由西方商人创办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广州纪录报》也对当时包括莎剧在内的意大利歌剧澳门巡演作了四次相关报道，这正好可以与哈丽特旅澳日记中莎剧演出的记述相印证。[15]

　　按照西方当代学者丽萨·赫尔曼（Lisa Hellman）对欧洲侨民1730-1830年在中国广州和澳门的日常生活考证研究，十九世纪早期文化娱乐在澳门在十分流行，旅澳西人“经常组织舞会、业余戏剧表演，甚至歌剧表演”[16]。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选委员会”主席部楼顿先生（Chicheley Plowden）在任期间（1827-1830年；1832-1834年）的寓所，便是当时澳门西人的艺术娱乐中心之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一是来澳的西人大多出身贵族或中产阶级，其对戏剧艺术的喜爱深受国内文化传统和时代阶层风尚的影响；[17]二是清政府澳门“住冬政策”的实施使得西商得以通过戏剧等娱乐活动暂时逃离广州贸易季度生活的诸多限制；[18]三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体的居澳西人彬彬有礼社交生活的需要[19]。

　　关于居澳西人业余表演莎剧。1829年10月23日哈丽特在日记中记述了她受邀参加部楼顿先生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商馆大厅举办戏剧晚会的情况：“今晚八点半左右，我们在布拉德福德博士的护送下，去看了几场戏，有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几场戏，还有其他戏。演出很成功，其中有几段精彩的演唱，年轻的绅士们表现得都很气派。”[20]《威尼斯商人》 是莎士比亚四大喜剧之一，剧本以歌颂仁爱、友谊和爱情为主题，同时也反映了资本主义早期商业资产阶级与高利贷者之间的矛盾，表现了作者对资产阶级社会中金钱、法律和宗教等问题的人文主义思想。此剧自爱尔兰演员查尔斯·麦克林（Charles Macklin）1741年在特鲁里街剧院出演夏洛克（Shylock）成名后，在伦敦变得大受欢迎；后因英国著名演员、导演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的推崇与喜剧时代风尚的流行，日渐成为英国上演次数最多的剧目之一。1825年欧洲各地铁路联通后，《威尼斯商人》又随肯布尔家族（Kemble Family）和爱德蒙·基恩（Edmund Kean）等明星演员的世界巡演而被带到西方其他国家，并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威尼斯商人》在澳门的成功演出，既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的居澳西人深受国内戏剧文化风尚影响的反映，也是居澳商人群体在戏剧文化上选择的自然折射。

　　关于西方职业剧团途径澳门进行莎剧巡演的情况。根据哈丽特旅澳日记和《广州纪录报》的相关报道，除了业余演出之外，为进一步丰富居澳西籍侨民的文化生活，1833年3月，经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的在华西人筹资邀请，一支由4位绅士、2位女士组成的意大利那不勒斯歌剧团，在结束南美智利巡演、前往加尔各答时，在澳门停留半年，演出了多部歌剧，其中便有罗西尼（Gioacchino Rossini）的正歌剧《奥赛罗》。哈丽特在旅澳日记中特别记述了这个职业剧团在澳门的巡演情况：“我去观看了歌剧《奥赛罗》[焦阿基诺·罗西尼，1816]。婶婶和叔叔因为身体不适不能参加，我便和卡洛琳同去。演出的服装很华丽，但音乐不如往常好，你很难从中追寻莎士比亚戏剧的魅力。当然，它是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被带到这里的。大家也都很愉快。”[21]《奥赛罗》原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自1604年伦敦首演成功后，已成为爱情与嫉妒、亲信与背叛、异族通婚等主题的代名词，在西方舞台上经演不衰。1816年意大利著名歌剧家罗西尼以此为底本创作正歌剧《奥赛罗》，在那不勒斯首演。为了迎合当时观众对情节剧和喜剧爱好的欣赏趣味，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体现歌剧音乐性的魅力，罗西尼有意识地冲淡了莎剧原有的悲剧性和戏剧冲突，以致在澳门演出时哈丽特认为已无法从中体会莎士比亚戏剧的魅力。但瑕不掩瑜，居澳西人的热情参与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支持——通过发放入场券的形式邀请居澳西人观看演出，又通过其赞助支持的《广州纪录报》对包括《奥赛罗》在内的系列歌剧活动进行相关报道，则使观演主体和演出宣传形成一个密切关联的整体，让包括莎剧演出在内的演剧活动在澳门举办得有声有色，并影响着居澳西人的社会文化生活。

　　在莎士比亚戏剧之外，哈丽特的旅澳日记和《广州纪录报》还记述（报道）了居澳西人其他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以及他们与澳门当地华人和前来澳门进行商业洽谈的中国内地商团（人）之间绵密的文化互动和交流活动。这些跨文化现象表明，莎士比亚戏剧在扮演英国（西方）文化输出名片的同时，其他丰富驳杂的西方文化艺术也得以在澳门呈现或通过澳门传播至中国内地。这种传播现象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与澳门当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国际环境有关。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澳门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审视与定位。

　　澳门，《明史》称之为濠镜澳、香山澳，位于珠江三角洲南端、虎头门外，明清时隶属广东省香山县，以“澳南有四山离立，海水纵横贯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门”而称澳门[22]。它“外接重洋，内连省会”的独特地理[23]，与明清以来“海禁”政策下开埠口岸的优势，使它先后成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势力变化中寻求中国财富的远东战略争夺地，亦成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第一个触发地，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来，当西方新兴的殖民秩序与中国的华夷秩序接触、发生摩擦时，澳门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势，成为这一屏蔽与缓冲交汇的前哨。因此，无论明清政府对于处置澳门如何纷议迭起，统治者依然一面实行“海禁”，甚至“闭关锁国”政策，以维护沿海安宁和天朝威严的凛然不可侵犯；一面又有意以有限的开放维持“番夷”之人朝贡体系的正常运转，并持续中西方某些重要商品的必要贸易往来。[24]这种双重政策使澳门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成为一块既有别于一般的通商港口、又有别于殖民地的特别区域——居澳葡人以地租暂居，主权从属明清政府；而其后的西洋人又以房租等形式接受清政府和澳葡当局的双层管理，华洋共处、各行其是。

　　伴随帝国扩张而来的信仰传播，亦参与了这一历史过程的调适。以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1552年入华始，西方大批传教士通过途经或居留澳门的方式进行传教，在“中国文化适应政策”的继承和发展中开创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第三次高潮。传教士以“上层路线”为切入点，不仅吸引了晚明李之藻、徐光启、杨廷筠等高级官吏，还结识了王徵、李贽等名人文士，同时也赢得了明末至清中叶前期中央政府的认可与支持。比如，自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以来，钦天监监正的职位一直由耶稣会士们继承，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参与圆明园的设计工作，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则作为清政府代表之一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等。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合法性与优先性地位的确立，也使得明清两朝中国人信奉天教皆与澳门有莫大的关系[25]。

　　其二，澳门在近代“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十六世纪，既是资本主义地理大扩张的时代，也是基督教分裂、大肆向海外寻求发展的时代。葡萄牙租居澳门后，大批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得以居留或途径澳门，以利玛窦（Matteo Ricci）的“知识传教方针”寻求在华立足的资本。其一是向中国人介绍各种西学新知，如从引起朝臣兴趣的自鸣钟、千里镜和火炮等器物，到金尼阁通过募集运抵北京的7000多部欧洲书籍，再到邓玉函（Johann Schreck）、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艾儒略（Giulio Aleni）、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等人所编著的天文、地理、数学、西医等自然科学著作。其二致力于天文历法、地理学和地图学等实践活动，如开启近代中国地理学与地图学的《山海舆地图》，万历年间修改《大统历》的动议与实践，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等人勘探绘制的《皇舆全览图》等。其三是传播美术、音乐、绘画、哲学、伦理学、音韵学，甚至宗教义理等西洋文化艺术，从现今中国音乐中所通用的七音符和五线谱，到圆明园中长春园的巴罗克建筑艺术风，再到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主持编纂的《圣经》，无不是西方文化艺术在中国留下的印记。

　　“西学东渐”的同时，西人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东学西渐”的活动。一是语言传播，从利玛窦与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合编《葡华字典》始，江沙维（Joaquim Afonso Gonsalves）、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和马礼逊等人继之的汉语字典或文法书籍的编译，极大便利了传教士的学习与西人对中国的了解。二是儒家道家经典的译介，如《四书》《五经》《孝经》和老庄哲学等书，不仅导引了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也引发了莱布尼茨（Leibniz）和伏尔泰（Voltaire）等文化巨匠对启蒙运动的思考。三是历史文化的传播，从杜赫德（Du Halde）的《全志》到冯秉正(Joseph de Maillac）的《中国通史》，再到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的《中国人、及其居民综述》等晚近著述，不断增进着西人对“神秘东方”的认识。四是中国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译介，如卜弥格（Michel Boym）发表的欧洲第一部关于中国动植物学大纲《中国植物志》、邓玉函与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关于中国古书中星辰和日食的交流等。五是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西译，明代小说《好逑传》与元杂剧《赵氏孤儿》曾一度成为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佳话；《花笺记》《玉娇梨》和《中国短篇小说集》等，则引发了歌德（Goethe）后来对“世界文学”的思考。此外，中国的绘画、建筑艺术和工艺美术等也经澳门传入了欧洲。

　　首先是宗教信仰在澳门占有重要的地位。早期葡人的大量移入，使得天主教颇具影响，华人在佛教、道教、妈祖和关公信仰之外，亦有信其宗教者；其后大量欧美人的到来，使得来自欧美的其他教派如新教、东正教等亦随之在澳门生根发展。澳门兼收并蓄、互为表里的多源性特点使得不同的宗教文化，虽偶有摩擦，却可以彼此相容。其次是与宗教如影相随的教育与医疗。从1571年耶稣会士创办的第一所面向当地儿童的拉丁语教育读写学校，到吴渔山、陆希言等华人进修的圣保禄学院，再到1839年以教育本地青年为宗旨的中国境内最早的洋学堂——马礼逊学堂，洋服汉学并举的现象在澳门教育历史上成为了常态。而医院的设立，既是宗教信仰中灵魂得以救赎的途径，又是海外传教的媒介和手段。从1569年贾尼劳主教（D. Belchior Carneiro）在澳门创建的麻风病院，到十九世纪初期中西医结合的马礼逊医馆的开设，为华人治病已成为西人创建医馆的目的或日常行医的重要部分。再次，音乐、绘画、戏剧和语言文学等艺术又为澳门的多元文化生活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教堂内西洋管风琴的演奏与华人节日庆典仪式的唢呐、锣鼓声相呼应；圣保禄教堂内意大利耶稣会士斯皮诺拉（Carlo Spinola）设计的西洋绘画建筑艺术风与中国雕梁画栋式的图案相得益彰；居澳西人的室内西洋演剧与华人庙堂广场的节庆演戏、祭祀娱神互为观照。

　　此外，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随着中外商人在澳门的大量云集而加快。清廷澳门“住冬政策”实施前，中葡分治，居澳华人与葡人的交往长期处于分散状态，而十八世纪中后期大量欧美商人的到来，则使这一历史进程大大加快了——中西之间、澳葡与其他西人之间的频繁互动成为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中国买办、通事，尤其是广东十三行的行商则是欧美商人与广州贸易之间的必要代理人，甚至合作伙伴和债权人，因此，非贸易季节时澳门的礼仪性拜访则成为强化彼此贸易合作关系的重要一环。多元文化并举的独特现象使澳门日益成为全球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正是澳门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中的这种屏蔽与缓冲、输入与输出、承载与积淀的多重属性，使得澳门这块方寸之地，形成了兼收并蓄、互为表里的多元文化特征，也使得从时间与地点链条的双重角度观照莎士比亚戏剧最早出现在澳门这一事实成为可能。而考证莎士比亚戏剧在十九世纪早期澳门的呈现状况，除了前面已经点明的对于考证“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本身的学术研究价值之外，对于考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戏剧之发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众所周知，学界通常把1907年由留日学生李叔同、曾孝谷等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春柳社”对外公演的五幕新编戏剧《黑奴吁天录》看作是中国现代戏剧之开端。而实际上，由中国学生成立演剧社团按照欧美、日本新剧样式编演新剧的活动，并不是从“春柳社”才开始出现的，而是最早（从1896年开始）由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学生按照西洋演剧样式演出莎剧片段（如《威尼斯商人》之“法庭断案”）开始的。此外，十九世纪末梁启超等人倡导包括戏曲改良在内的“近代文学革命”，在戏剧领域更是明确提出要以莎士比亚戏剧为样板对中国旧戏（即戏曲）进行戏剧革新。正因此，莎剧在中国的引入、翻译、改编和演出，已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戏剧赖以发生的根本性原因之一。然而，正是关注到莎剧在中国的引入和演出与中国现代戏剧发端之间的密切关联，学者们注意到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演出莎剧之前西方在华侨民的莎剧演出活动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莎剧演出活动，既包括西方在华侨民自己组织剧社业余演出莎剧，也包括邀请欧美的职业剧团来华进行莎剧巡演。只不过学界对于西方在华侨民的莎剧演出活动的考证和关注，同样在时间上聚焦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战争之后，演出地点也基本上锁定于大陆沿海的广州和上海两地，而有意无意间忽略了早在战争之前，居澳西人就已经开始了莎剧的演出活动。实际上，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战争之前，西方人与中国之间的商贸和文化交流主要是由澳门作为中介和桥梁的。战争之后，由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澳门作为西方人与中国之间的商贸和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才逐渐被内陆沿海的广州和上海取代。

　　因此，在考证和研究“中国现代戏剧之发生”时，我们不能仅限于考察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战争之后的广州和上海，必须秉持对于历史客观事实的尊重，进一步考证和研究战争之前（十九世纪早期）莎剧在澳门的引入和演出状况，而这正是我们所强调的对于“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进行再考据和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之所在。

　　要之，学术的发展与进步，除了要不断应对和回答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还有赖于对学术史上已有的经典问题做进一步的开拓，而“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就属于这样一个常谈常新的重要话题。每一次新的建构不仅是莎士比亚在中国的发端问题，或中英文学关系的重新认知，更是在时间线的前提和地点线的双重转换中，对莎剧所承载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之义的世界性观照。美国人哈丽特1829-1833年的旅澳日记与《广州纪录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图书馆馆藏目录，作为社会文本，在不断变迁的历史与文化脉络中，所确认的不单是莎剧在中国（澳门）的最早传入这一事实，更重要的则是这些新的考据和研究成果所呈现的文化议题：其一，近代以来，莎剧作为英国文化的典范和西方谱系的“正典”，在英国（西方）进行全球资本扩张的同时被作为重要的文化名片输出到非西方世界。其二，“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在时间和地点链条上的变化（澳门—广州—上海），所映照的其实是近代中国对外贸易重心变化而来的中西文化交汇重心的变迁。澳门则因其屏蔽与缓冲、输入与输出、承载与积淀的多重文化属性，成为莎剧这一充满症候意义的世界文化现象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触发点。其三，在关注“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的考证问题时，必须注重发掘新的史料和拓展更大的研究视野。新史料的发掘有益于拓展更大的研究视野，而更大研究视野的拓展，在一定条件下又是新史料价值得以呈现的必要条件。

　　[1] 戈宝权：《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中国》（翻译文学史线] 张泗洋等：《莎士比亚引论》（下），515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赵澧：《莎士比亚传论》，22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1-2页，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 李长林、杜平：《中国对莎士比亚的了解与研究——中国莎学简史补遗》，载《中国比较文学》，1997（4）。

　　[4] 濑户宏：《莎士比亚在中国》，50-5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5] 钟欣志：《清末上海圣约翰大学演剧活动及其对中国现代剧场的历史意义》，载袁国兴主编：《清末民初新潮演剧研究》，28-5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6] 林璄南：《一个十九世纪莎剧演员的中国巡演之旅——兼论班德曼与晚清莎剧在华演出史书写》，载康来新主编：《海上真真：红楼梦暨明清文学文化论文集》，571-602页，台北，里仁书局，2015。

　　[7] 孙柏：《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最早的演出——基于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所做的历史考察》，载《海峡人文学刊》，2021（1-3）。

　　[18] “住冬政策”是指当时西方来华贸易船只一般随西南季风九十月份抵达广州，第二年二三月份交易完毕随东北季风起航返回澳门，故所谓“住冬”，实为“住夏”。参见汪敬虞：《是住冬还是住夏——关于战争前广州外国商人的“住冬”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0（4）。

　　[19] 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3]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79页，广东广雅书局，清光绪十五年（1889）。

　　[24] 参见雷斌、鲜于浩：《有限开放与闭关趋向的交汇》，载《中华文化论坛》，2006（2）。

　　[25] 黄鸿钊：《近代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2）。